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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围含含老师|目睹过各种社会事件,我为何还伤得起?
2020-01-11 17:18:28 来源: 社会

外围含含老师|目睹过各种社会事件,我为何还伤得起?

外围含含老师,在大学里上新闻课时,老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,“狗咬人不是新闻,人咬狗才是新闻”。也就是说,新闻是日常生活中有着特异性的事件。如果没有特异性,它就必须重大。如果一件事没有什么奇特性,又算不上重大,那它就必须与读者有比较强的关联性。这三点都不满足的,即使在时效上是新近的,它也一点儿不算“新”,不值得让人去“闻”。这种对特异性的追求,使得我的大部分新闻生涯,都是围绕社会事件在转。

上周二,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选题会上,大家议论起了甘肃庆阳少女跳楼的事情。一些同事很不理解,围观人群中怎么会有人讥讽,甚至大声叫好?这种蘸着人血馒头似的作恶,我们要不要去报道?报道这些让人不愉悦的事件,究竟有多少价值?

插图 / 范薇

从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开始,我在内心就开始了这样的追问——报道让人不愉快的社会事件,我有怎样的正当性?2000年大学毕业,作为一名毫无社会经验的素人,我开始了在南方的某份都市报抢新闻的生涯。夏日的一天,作为记者,我也围观了一个少女试图跳楼的过程。女孩在四五层高的楼顶边徘徊,她的父亲在底下,一边带着哭腔大喊,叫女儿下来,一边不断捡起石头,掷向那些高叫着“跳啊,跳下来啊”的嬉戏般的年轻人。女孩终究退回到安全地带,人群轰地散去。

后来我发现,几乎在任何突发事件的现场,都有一群群众演员般的围观者,伸长脖子的好奇心,以及事不关己的嬉笑。2011年夏天的温州动车事故,我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在现场看到,高大动车桥墩下哭得站不起来的父母,以及一辆三轮车上特意赶来凑热闹的、嘻嘻哈哈的年轻人。

多年以后,往往是这些人,而不是我描述过的故事主角,占据我的脑海。想起他们,仍旧让我产生困惑。人的同情心是生而有之的吗?还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?一个人对陌生人的悲剧毫不共情,是因为他没有被好好对待过吗?还是因为他虽然心中有所触动,却无法在人群之中恰当表达出悲哀之情?这些围观者,在他们作为主角的生活里,又是怎样的?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,是不是我们每个人,都可能轮换为某一批的围观者?

插图 / 何蔼

我发现没有一个统一的生活逻辑,能够解释当下发生的很多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。每一个悲剧或讽刺剧中的主角,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,永远不只是个人。他们代表一群人,代表我们似曾相识的某个生态,他们让我们看到人之善、人之恶,人在善恶之间的层层计算与掂量。我只知道,那些我所见的围观者,历史书不会记载。我还知道,等到他们为人父母,或者离被尊重的生活更近一步,他们回首起自己当初的嬉笑,或许某刻,会心头一沉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,怎么认知生命的价值,谁在定义生命的价值,或许正是在一次次让人惊愕、哗然的社会事件中,慢慢地达成共识。

画家看着模特画像,作家依着生活原型发挥想象力,而新闻记者,用所采访和观察到的每一处真实材料,来为所处的社会塑形。这是社会新闻记者的惶惑之处,所见所闻无所依傍。既没有哪本书告诉你,该怎样从一个油头滑面的小贩那里获得可靠的信息;也没有哪个理论告诉你,你今日所见,具有什么样的价值,还是根本就一文不值。但这也正是社会新闻记者的的突破之处,在社会热点牛皮纸一样粗粝的打磨中,建构自己认识人性和认识社会的方法。

幼儿园发生的虐童事件,让我们追溯人类建立幼儿园的动机,以及探讨我们如何在信任危机之后,重塑信任的价值?杭州保姆纵火案背后,让我们看到一个小康之家如何建立,他们的善良与应对哀痛背后的价值观。

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,几乎都不是构建于纯粹的偶然。人物、事件、场景之间的联动,都浮现出这个事件、这个人群的价值基座。一个人物所经历事件,在写作者的手里重新有了序列,她能让读者从一种新的序列中看到意义。

当我是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时,对于生命的价值感受有限。为了确保完成采访、写作任务,直愣愣冲到海啸、矿难、飞机坠毁的各种灾难现场,白天工作时是个职业状态,晚上回到宾馆,看着堆在一起的白床单,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张张白床单下的脸庞,突然害怕得发抖。我想起当我试图接近那些悲伤的家属时,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对我这个陌生人诉说?生命无常背后,我和那些心怀敬意的记者们,试图记录的,是那个逝去生命的意义。他多大年纪?他平时是个爱笑的人吗?他喜欢他的工作吗?他和女儿亲密吗?我们哀悼无常,无常也反过来,让我们看到日常的价值。

做多了社会新闻,使我们对于极端处境中的人,也多了更宽泛的看待维度。怎么理解这个人?怎么理解他的行为选择,以及他行为背后的动机?这些动机有没有过变化?如果没有变化,不变的原因是什么?如果改变了,改变的原因是什么?周围环境怎么塑造了他的性格,他与周围环境是冲突的,还是和谐的?他与那些影响他的人,是怎样互动的?

插图 / 范薇

作曲家摆弄的是具有数学般精密度的音符,而记者所染指的,却是一种被称为人性的模糊的东西。好的社会记者,用真诚的讽刺,用悲悯之下的尖利,试图去挖掘出人生的普遍体验,试图去照亮一点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。我慢慢明白,透过特异性,我看到的是普遍性,甚至是穿透国家、人种和时代的,一种人性的普遍性。

图: 摄图网

有些事件,有极端的罪恶。但是更多时候,我们看到的是强人的脆弱、弱者的坚强、傲娇者的怯弱和低位者的尊严,不完满的人生,有缺陷的人。而那颗在采访和写作时的悲悯心,或许能在善恶之上,给予我们一点聊以自我安抚的正当性。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要迎来1000期了,近日,每周末我们会邀请一位记者在这里说说他们在《三联》这些年的故事,并在留言中与读者进行交流。敬请关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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